在《告别圆舞曲》中，我们可以看到昆德拉身上深刻的政治烙印。虽然他常常不经意地在他后期的作品中透露出对捷克特定时期政治状态的反思，但很明显，在1971年，他还无法摆脱对这一状态强烈而执著的倾诉欲望，或者可以说，政治经历不断地在他眼前肆意纠缠，但似乎尚未融入他的血液，以致能在他的言语中自然地释放它的气息。
套话：历史总是惊人得相似。但奇怪的是：这种相似性非但没有抹杀中国历史的独特性，反而因同盟军的出现而更表现了其独树一帜的一面。有点荒诞。可是荒诞的东西被套上大众的帽子，经过各领域专家的分析，似乎又总是能披上“正常”的外衣。
昆德拉借伯特莱夫之口说：“我要对你说我一生中最悲愁的发现：受迫害者并不比迫害者更高贵。”而针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工人大革命，罗曼.罗兰假克利斯朵夫之名道：“那么去帮助他们吧，再简单不过啦。帮助他们与像现在这样去歌颂他们，二者有天壤之别。从前，人们维护强者可憎的特权，不过说真的，我不知道歌颂弱者的特权是否更加可憎。”瞧，清醒的头脑多么可贵呀！
我有个不好的习惯，面对书中众多的人物，总是情不自禁地揣测作者的意图（是从小被灌输善恶分明的价值观的结果吗?）：哪个是讽刺的对象，哪个是受到褒扬的，哪个是矛盾的融合体？其实，很多时候，作者是超越于他笔下的人物之上的。或许也只有这种超然的位置，才能使他尽可能把问题看透彻，尽管绝对的价值中立是不可求的，何况我们也不需要价值审判的上帝。
知道为什么原来读昆德拉的书，读书笔记总是写得乱七八糟了。徒劳地试图传递脑海中所有纷繁复杂的信息，并理清脉络，结果只会适得其反。牵强！野心！从现在起，宁愿只说：“今天我很高兴。”而不要苍白的：“每个人看起来都很高兴，不是吗？”
老被某某人说笨，脑子不会转弯，诸如此类。据说是口头禅。但有时还是会有一点点伤心。
